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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济增长五大任务亦是五座大山

  2016年经济增长的五大任务既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则是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前提。
 
  (1)去产能
 
  地方政府将清理“僵尸企业”,视作去产能的“牛鼻子”。笔者认为,清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并不搭边。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解释,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还存在产能?其产能是否会干扰到市场?我认为是否定的。
 
  山东省之前的调研显示,“僵尸企业”有448家,其中80%已经停产。甘肃省统计显示,有110余户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负债超过1500亿元。从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来看,只要是能够开工的企业,其产品一定是可以销售出去的,不存在库存积压,只不过其市场受到挤压后,销量大幅下滑,其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大而不倒的企业各种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成本),最终导致连年亏损、资不抵债。
 
  冯飞强调,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且不去考虑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兼并重组需要大规模贷款筹措资金,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和银行的帮助。盘活企业就需要再生产,那么就会增加产能。而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盘活企业必然不会像上一轮国企改革那般容易,或许再度为商业银行增添大额坏账。处置“僵尸企业”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破产清算,完全的去掉包袱,资源变卖还能够为地方政府填补财政窟窿。
 
  大规模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给地方经济带来一些冲击。去产能不仅是企业本身难,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同时,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对金融机构也是挑战。大规模企业职工下岗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过经历过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本次下岗分流对社会的冲击已经不构成问题。
 
  (2)去库存
 
  2015年末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8亿平米。商品房待售总面积达7.19亿平米,房屋施工面积73.6亿平米,房屋新开工面积15.4亿平米,房屋竣工面积10亿平米,土地购置面积2.3亿平米(按1.5倍容积率折算为3.5亿平米)。从住宅单项来看,销售面积11.2亿平米。待售总面积4.5亿平米,施工面积51.1亿平米,新开工面积10.6亿平米,竣工面积7.3亿平米。
 
  从以上数据可见截止2015年底,中国商品房库存约为(待售+施工+土地购置)84.2亿平米。2015年商品房销售额为8.73万亿元,计算得到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为6820元/平米。可推得商品房库存约为58万亿元。该数据并不包含近年来的停建和缓建项目。在商品房销售面积维持不变的基础上,现有库存仍够销售6年半左右。而从数据可以看到,2015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5.4亿平米,远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也就是说在库存仍然会持续增长。以上数据需要我们忽略房屋空置率。《2015年5月全国城市住房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一线城市住房空置率22%,二线城市24%,三、四线城市2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升至2.2亿,占比16.1%(2014年占比15.5%)。也就是说,中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老年人。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而未来6年里我国60岁以上人口基本会维持在每年0.6%以上的速度递增,也就是在6年内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20%左右。相比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中国老龄化过程具有速度更快、间隔更短。也就是说对于房地产的有购买力将会急剧减少,借鉴日本、德国数据可以看出购房适龄人口和人口增长速度趋同,与房地产销量和价格趋同。
 
  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12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0291元,而全国住宅平均价格为16078元。在去房地产库存,与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房地产去库存需要的是真正的刚需,绝不能靠投机需求。之前有人提出,国企和政府收购房地产去库存。笔者认为,这并不可行,最终的买单者将是金融机构,和地方财政。并很可能将企业和政府拉入另一场危机中。只有降低房地产价格,令空置房再度进入市场流通。增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杜绝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才是根治之本。当然,价格不是单向因素决定的,供给需求二者的曲线均衡是需要博弈的。调控不如放任房地产市场自由发展,现阶段的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令房地产价格下行,在居民部门加杠杆之下激活低收入者刚需。
 
  (3)去杠杆
 
  从近几年中国经济形势来看,经济维稳依托金融与政府加杠杆。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就必须去杠杆。低通胀、高就业的阶段正是去杠杆的理想状态。去杠杆并不是新话题,2013年下半年发生的钱荒,就是央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迫使企业和金融机构去杠杆,但是差点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适度负债是优化资本结构并提高利润率的良好财务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上升周期,适度的杠杆率有利于盈利。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还债的压力就会反过来拖累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这样的压力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李克强政府初期施政理念曾经被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现实是多次“微刺激”累积成“中刺激”、“大刺激”,“去杠杆”反而变成了“加杠杆”,“调结构”所需的关键领域改革却难以实现有效的突破。
 
  过去的12个月里,央行从高利率去杠杆,再度转变为低利率加杠杆。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杠杆率高,效率低,导致信用扩张无法带动有效的经济增长。现在,除美国之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采用了加杠杆。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才开始金融加杠杆的,也只有美国走出了危机阴影。在22个主要新兴国家中,中国杠杆率列居首位。而中国本轮加杠杆是在房地产泡沫未破、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高企、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生的,令金融风险严重堆积。
 
  去杠杆的前提是去产能。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去杠杆无非五种情况:债务减记、债务货币化、加税减支、宽货币减少利息支出和提高经济效益。中国当前选择的方式即为:宽货币减少利息支出和提高经济效益。具体措施为银行拨备下调,地方政府债置换,推动直接融资等。然而,该方法需要漫长的时间并面临着众多不利和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干扰。并可能触发重大风险,比如:影子银行坍塌,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信用债违约爆发,最终导致风险溢价飙升,企业大量破产,失业率攀升。矛盾是当前企业经营困难,根源之一在于杠杆率过高,偏重的债务负担导致企业现金流主要用于还本付息,缺乏足够的资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去杠杆的关键在于金融改革。加大监管力度,确实且有效的压缩影子银行和减缓表外资产增长。加大力度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效率,增加股本及内源性融资的比重,也是降低杠杆率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债务融资占比过大,股权融资则偏小。间接融资强大,直接融资中债券市场显著快于股票市场,也是导致此问题的主因。
 
  目前来看,去杠杆要在短期内真正奏效,必须从上层建筑采取一系列的集权化措施,包括金融、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集权。而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要实现有效的结构调整与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化又需要推动经济分权。只有市场化和经济分权才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后者的信息与激励优势去培育新增长点,并最终推动结构转型与技术创新。这样,集权化的紧缩政策就会不利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有效去杠杆,中央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去压缩国企过剩产能,同时停掉地方政府大量的低回报基建项目。如果不采取上述行政性措施,而只是推动紧缩的信贷政策,就会再度带来“钱荒”的问题。一旦“钱荒”出现,地方政府、国企、乃至银行本身就会倒逼央行继续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也是我们常说的:一收就死,只好再放,再放再乱。
 
  (4)降成本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最主要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就是由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所以关键点在于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政放权是核心。2014年国务院会议开始研究简政放权,当年40次常务会议,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至今,政府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容易减的,容易放的基本上释放了。然而阻碍企业发展的,影响市场活力的行政审批、行政管制仍然存在。可见,深化体制改革仍存在巨大的压力。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企业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改革也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关键。中国以总税率64.6%位于世界第19位,远高于瑞士、加拿大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目前,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达17%,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25%,加上各种名目收费,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较重。政府工作报告已经释放出2016年更大力度减税降费的政策信号,以便为企业减负松绑,更大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增加,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如何纾解也是道难题。
 
  财务成本过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与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数量少、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高、融资方式以及融资可得性等方面都处于与其经济贡献不相符的劣势。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60%和40%,每年出口创汇占60%,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
 
  中小企业却得不到与其贡献匹配的融资权力。尽管国家一再要求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信贷,但大多数继续资金发展的企业仍得不到贷款,反而一些运行势态良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这些企业没有将资金投入到生产运营中,而是以数倍的利息将资金房贷给其他无法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业。这些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甚至超过正常生产经营所得,导致部分企业不再积极寻求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最终导致企业无法应对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生产经营利润大幅缩减甚至亏损。而通过高额财务成本获得资金的企业,也因成本过高,在当前的经济局面下失去竞争力。
 
  我国高居民储蓄使得民间资本充裕,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十分活跃,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银行的功能,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甚至有人断言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有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必须发布高息借款,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综合年利率为12%左右(2013年高达25.06%),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小额贷款公司还会将不同形式的风险成本转移到中小企业身上,会对借款方收取一定的交易费用和风险准备金成保证金,或者引入担保机构,要求企业提供一定的抵押物做担保,甚至对项目进行实地认证和考察。可见,民间借贷市场依旧没有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等,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涉及多方面改革。这几项成本包括税费负担对于企业是几乎是一样的,企业最终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财务成本的不均等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商业银行会更加惜贷,宁可向一些优质的大型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也不愿把贷款发放给风险集中的中小企业,据悉有些商业银行已经关闭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贷款部门。可见,降成本在短期内很难看到任何效果,或令企业错失发展良机。
 
  (5)补短板
 
  补短板,是一个大而空泛的概念,且需要以结构性改革为前提。中国高速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方方面面都存在短板?金融、证券、农业、医疗、养老等等。如何补短板,不是修基建,出文件,只有两个字“改革”。2014年中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时隔一年改革再度停滞,这不是第一次。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经济局局长、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如是说:2016年开年为什么金融市场有那么大的波动?因为中国从依赖投资和出口向依靠国内消费的转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会导致很多资产价格被重估;另一个因素则是国际因素,主要由于美联储升息以及新兴市场不景气了;再加上中国国内的改革有所停滞,国内以及国外多重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波动。
 
  中国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然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绝非易事。中国政府一边在寻求“稳增长”以保障就业,并保证政府提出的指导性目标的实现。一边高呼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可是,若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期必然面临经济下滑和失业率的上升,这让政府陷入两难境地。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却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造成的。想要经济结构转型就要解决内需问题,那么首先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减少投资和拉动消费,也就是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这好像是死循环?现任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减少投资,逐步解决地方债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但是直接后果则是GDP增速迅速回落。很显然这并不是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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