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行压力较大。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地域政治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性都有可能令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同时，全球均面临需求走缓、投资疲弱以及金融不稳定等问题，这可能令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并出现“二次探底”。新兴市场俄罗斯、土耳其与巴西等国的货币波动以及债务，和中国贸易增长停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本次经济危机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凯恩斯理论没有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现在，货币政策的效用越来越低，依靠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全球经济已成为共识。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实施起来却异常困难。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过度金融化，盲目的金融创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转向。

 

　　国内，除了宽货币令金融等“其他服务业”撑起半边天，其他经济领域呈现全线颓势。受到大宗商品持续走低的冲击，产业升级停滞，相关行业严重亏损。危机正在从生产端到消费端连锁传递。2014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涵括金融、财政、资本市场、政府行政和国企等领域。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从“微刺激”到“宽货币”，改革一度出现停滞，甚至开倒车。然而，延续在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去刺激经济，无论目的何在都是“饮鸩止渴”。

 

　　2014年国家出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绘制出改革路线图；按照总体部署，2016年将基本完成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而这场改革却在地方政府信贷紧缩后基本停滞不前。从现在到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会迅速地、巨额地增加。

 

　　金融改革依旧毫无头绪，实体经济被高度金融化，金融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发展。在“四万亿”，“出口-投资驱动型”转向“信贷-投资驱动型”之后，金融部门得到飞速发展，利润超过实体经济。影子银行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疯狂崛起。金融秩序迅速恶化，风险大幅飙升。金融部门是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中崛起的，这令中国经济扭曲加剧，并导致中国经济陷入“高债务-高成本-低动力”的恶性循环之中。特别是在2015年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干扰和管制下，陷入了过度金融化困境。

 

　　过剩产能出清，企业关停也很可能会令产业链、资金链、合同链发生连锁反应，并四处传导，引起紧缩与阵痛，甚至造成局部坍塌，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届时将无可避免的引发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和财政收入急剧削减。为配合过剩产能出清，并控制金融系统风险，货币政策上必然是宽松导向。而“宽货币”将严重制约汇率目标，人民币势必出现持续贬值，从而威胁到外汇储备安全。“宽货币”资金具有自我避险性，其无法流向实体经济（历史如此），而是选择进入股市、债市、楼市，催生更大的资产泡沫，甚至通过其他途径流出境内。

 

　　在未来的数年里，中国将进入倒逼型改革之中。而改革并不容易，从现状中获利的阶层急剧增加，这让经济重组的动能减小。腐败和分配问题依旧长期困扰着中国。官僚集团腐败推动权力寻租，增加了经济活动成本。权力参与分配，对经济的效率产生严重影响，也使社会分配极度不公，贫富分化严重。在分配问题上，更多地体现在资本成本和人力成本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中国人力成本太低，财富向资本家手中集中。既得利益者掌握着政治资源与物质财富，资本与政治权力“联姻”令改革止步不前，拉长了中国经济的痛苦期。

 

　　在2016年，我们很难看到强而有力的改革，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风险将会显现。未来数年之内，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现有企业债务负担都将持续制约经济增长；去产能、去库存或对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构成压力，短期内居民消费习惯，以及消费倾向亦难以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未来居民消费仅能维持缓慢增长态势；同时，外汇储备流失，汇率贬值，阶段流动性风险，以及TPP协议下的隐性贸易保护都可能对中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而由于前期积累的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叠加，央行或将陷入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中国政府将2016年GDP增长设在6.5%-7%区间，是21年来的首次，也说明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并能够正视经济下行之势。2015年经济正向贡献主要依赖于于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拖后腿主要来自于工业与建筑业。但是，2016年金融业贡献将会减弱，工业依旧维持下行趋势。唯有房地产为不确定因素，房地产开工和投资都还没有见底，开年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开始像二线城市蔓延，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的同时加大了房地产市场风险，国家是否会再度出手干预市场不得而知。建筑业是否景气则依赖于房地产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较大。进出口的下行趋势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及贸易保护拖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能够确定的只有基建投资会得到持续增长。补短板下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缺口大，基建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其他行业下滑的风险。受诸多因素制约消费的两位数增长也不可持续。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呈L型走势，增速换挡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不过，L型是一种弱平衡，即使稳住L型走势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建立在相应改革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下。然而，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仍然缺乏，当前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也难以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多问题难以厘清。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另外，重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了，并永久性的进入低迷期。而“中国制造2025”在短期内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有限。在金融危机之中，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谋求改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能否走在前面并取得成绩变数极大。从近几年的内外政策来看，多为长期布局。短期调控则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房地产“一松就涨，一紧就停”难以有效调控，货币政策也是如此，稍紧就出流动性问题。

 

　　由此可见，近几年内中国难以走出依靠基建来拉动经济的困局。债务问题不破，吸金黑洞不除，中国经济良性运行机制就难以出现。因此，2016年GDP增长设定在6.5%，是比较合理的。而未来几年GDP增长幅度会持续下滑，并有递增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GDP规模已经很大，增速出现连续放缓态势是必然的，在庞大的基数下达到高增长本来就不现实，也会付出更大代价。

 

　　预计，在未来的5年内，中国GDP增长率会以0.3-0.6的水平持续放缓。到2020年，GDP增长率或低于5%，并最终下滑至3%左右的可持续发展区间。当然，以上结论是建立在全球经济形势可持续，以及中国不会触发明斯基时刻基础上的。